2025年“嘉庚杯”福建省高校通识课程论文竞赛一等奖作品
舌尖上的救赎：论汪曾祺小说饮食书写的肉身诗学
（福建师范大学 廖云鹏）
【摘要】
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阐释汪曾祺小说中饮食书写的本体论意义提供了理论视域。通过聚焦《黄油烙饼》《老鲁》《受戒》三部作品的重要场景，揭示食物如何作为“肉身”媒介，在政治规训、生存苦难与伦理建构的三重维度中实现存在救赎。分析表明：饮食行为在汪曾祺笔下超越生理需求，成为身体与世界互渗的具身化实践——它既暴露权力对知觉场的异化扭曲，亦展现极端境遇中的感官韧性，更在共食仪式中重构身体间性伦理。汪曾祺以味觉为锚点，在意识形态高歌猛进的时代守护了肉身经验的自主性，开辟出一条从异化通往诗性存在的救赎之路。
【关键词】
汪曾祺；饮食书写；身体现象学；肉身；梅洛·庞蒂
【正文】
一、引言
汪曾祺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极具风格意识的作家，其小说中的饮食书写远不止于生活细节的描摹，而是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蕴与存在关怀。在政治话语高度集中的年代，他以平实细腻的笔触勾勒出食物与身体、记忆、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独特的肉身诗学。既往研究多从文化怀旧与民俗书写的视角切入，在王德威的“日常生活美学”、李欧梵关于现代性中“传统因子”等论域内，确立了汪曾祺的文学史坐标。然而，当饮食在此类框架中主要被视为文化符号时，其作为身体与世界直接相遇的原初经验这一哲学意蕴便易于遭到遮蔽。有鉴于此，本文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理论支点，聚焦《黄油烙饼》《老鲁》《受戒》三部作品，探讨饮食如何作为“肉身”媒介，在政治规训、生存苦难与伦理建构的三重维度中实现审美救赎。值得说明的是，汪曾祺“人间送小温”的创作理念与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存在深刻的内在契合——二者都强调回到生活世界本身，都重视身体经验在意义构成中的本源地位。通过分析感官经验的异化、身体韧性的展现以及共食仪式中的伦理生成，本文试图揭示：汪曾祺的饮食书写不仅是对日常生活的美学提炼，更是在意识形态高压下，对肉身自主性与人性尊严的隐秘守护与诗意重建。
二、肉身异化：权力结构中的知觉场扭曲
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中，“肉身”（la chair）是一个核心概念，它“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不是实体。……它处在时空个体和观念之中途，是一种具体化的原则，这种原则在有存在成分的所有地方给出存在的样式。肉身在这个意义上是存在的‘元素’。”[1]本文中，“肉身”特指这种原初的、主客未分的经验材质；“身体”则侧重其物质性面向；“世界之肉”则强调肉身与世界的同质性与可逆性关系。梅洛·庞蒂这一视角，为解读《黄油烙饼》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理论透镜。小说中黄油的流转轨迹，成为权力铭刻于肉身的微观标本，揭示政治异化如何扭曲身体与世界的原初联结。
（一）童真知觉的消解与符号暴力
小说开篇对黄油的描写展现了儿童知觉的原初性：“黄油是个啥东西？牛奶炼的？隔着玻璃，看得见它的颜色是嫩黄嫩黄的。去年小三家生了小四，他看见小三他妈给小四用松花粉扑痒子。黄油的颜色就像松花粉。油汪汪的，很好看。奶奶说，这是能吃的。萧胜不想吃。他没有吃过，不馋”[2]。值得注意的是萧胜的联觉体验：他将黄油的颜色与“松花粉扑痒子”的触感相连，形成视觉、触觉的深度互渗，这正是梅洛·庞蒂所谓“野性的存在”状态。在此状态下，黄油作为“肉身”的具象化以其色相与质地自在显现。然而，奶奶“这是能吃的”这句话构成了认知转折。这一看似平常的陈述，实则是将黄油从多感官的现象整体压缩为单一的营养符号。梅洛·庞蒂指出，知觉场域中意义的生成，源于身体需求与物之属性的互动[3]，而此处的符号暴力在于：饥饿年代的身体需求已被政治经济结构异化——父亲“走后门”获得的黄油从自然馈赠畸变为一种特权凭证。而萧胜“不想吃”、“不馋”的态度，体现了一种前反思的知觉坚守。他暂时悬置了黄油的可食性，使其得以保持为视觉与联觉的愉悦对象。这种孩童的“不思”状态，恰恰守护了物之为物的神秘与尊严。
（二）感官仪式的空间政治学
奶奶对黄油的保存方式值得细读：她“把两瓶黄油放在躺柜上，时不时地拿抹布擦擦”[2]。梅洛·庞蒂强调：“身体不再是视觉与触觉的手段，而是视觉和触觉的占有者……我不是按照空间的外部形状来看空间的，我在它里面经验到它，我被包纳在空间里。”[4]在奶奶保存黄油这一空间实践中，身体并非简单地感知黄油，而是通过特定的空间配置成为视觉与触觉的“占有者”。首先，擦拭动作构成了一种触觉的异化仪式。身体被包纳在以躺柜为中心的空间里，指尖通过冰冷的玻璃间接感知黄油，触觉体验被异化为阶级距离的肉身隐喻。其次，视觉的占有在此呈现出权力维度。“视觉通过看到界限与距离，就像潜意识使我们发现深度，它以区别于意识的方式向我们呈现我永远不会面临的东西。”[5]黄油被供奉于躺柜高处，从可食之物升格为视觉图腾。其金黄光泽不再唤起松花粉般的自然联想，转而闪烁为特权的光环。梅洛·庞蒂揭示视觉是欲望的延长[6]，此刻的凝视已浸染权力结构的色彩——躺柜作为微型展台，将稀缺食物转化为身份政治的能指。
（三）饕餮剧场的感官殖民
三级干部会上黄油烙饼的“尽吃”场景，将饮食异化推向高潮。在萧胜家黄油是不可触及的视觉圣物，在干部会场却是肆意消耗的对象。这种对比揭示了饮食政治的双重性：一方面，食物的空间分配成为阶层区隔的肉身标记。黄油在不同场域中的存在状态，映射出特权阶级对“肉身共在性”的垄断。另一方面，感官体验的集体性被权力征用：当烙饼的香气与咀嚼声在会场弥漫，构成的是感官权力的殖民仪式。与此形成残酷对照的是奶奶的死亡——她始终未尝的黄油最终成为自己的殉葬品，完成了使用价值向符号交换价值的彻底转变。萧胜最终吞下烙饼时“好吃”的感叹与死亡记忆的并置，撕裂了其知觉世界的统一性。“痛觉是肉身对断裂的见证”[7]，孩子咽下饼时味蕾的甘美与喉头的哽咽，正是特权社会对“肉身”完整性的野蛮割裂在他身体中的回响。
如果说《黄油烙饼》描摹了权力结构对“知觉场”的扭曲与肉身的异化；那么《老鲁》则转而展现了生存苦难中肉身的韧性反拨与感性诗学的突围。
三、肉身韧性：苦难深渊中的感官诗学
《老鲁》以现象学笔法书写饥饿对身体的剥夺与重塑，在生存极限处展现肉身的惊人韧性。汪曾祺通过饮食的黑色幽默，完成对苦难的审美转化，实践着梅洛·庞蒂所谓“身体是我们拥有世界的普遍媒介”[8]的哲学命题。
（一）味觉意向性的生存论倒置
老鲁对猪食的评价是比羊肉好吃多了，这暴露了饥饿状态下身体意向性的重构。他的回忆充满存在主义荒诞：“军队到了一个地方，甚么都没有了。饿了好几天了，老百姓不见影子，粮食没有一颗。老鲁一看，咳!有个猪圈。猪是早没有了，猪食盆在呐。没有办法，用手捧了两把。嘻，‘还有两爿儿整个包谷一剖俩的呢，怪好吃!’”[9]“没盐的羊肉，你没吃过，你就无法知道那多难吃，何况，又是瘪了多少日子的肚子！”[9]此时，身体意向性发生了价值倒置——猪食中的玉米因其碳水化合物含量，比缺乏盐分的羊肉更能满足能量需求。这种味觉评价的逆转，不是主观意识的决定，而是身体在生存压力下的自我调节。意识沉睡时，身体以其智慧维系生命存续。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理性霸权在此瓦解，存在确证让位于“我能吃”的身体实践。
（二）身体图式的崩解与物质复魅
吃棉花的场景将肉身苦难推向极致。士兵“象一个空口袋似的就颓下去了”[9]的比喻，标志着梅洛·庞蒂所谓“身体图式”——即身体在空间中的整体协调能力[10]——的全面崩解。“浑身没一丝力气，光眼皮那还有点动”[11]的状态，亦宣告这种能力的丧失。随之，一种求生的本能驱使着对身体内在空间进行绝望的填充：“老鲁看见前头一个人的衣服破了一块，露出了白花花的棉花，‘吃棉花！前后肚皮都贴上了’”[11]。这种填塞并非营养摄取，而是消化道作为内在空间对外部世界的微弱抗议。更具哲学意味的是“吃棉拉棉”的观察——“吃下去什么样儿，拉出来还是个什么样儿”[11]。棉花的不可消化性无意间成就残酷的身体现象学实验。它一方面印证了消化功能的衰竭，另一方面却悖论般地验证了身体作为物质的、纯粹的生命体那近乎残忍的韧性——即使在其协调性丧失后，其作为物质的容纳与穿通能力依然存在。正因如此，当士兵在意识中将自我物化为“一根烂草绳穿了一绳子烂草鞋”[11]时，身体在降格为纯粹客体的过程中，反而从其顽强的物质性中，意外获得一种面对毁灭的存在主义尊严。
（三）交织肉身中的平民智慧
饥饿将个体编织为命运共同体。在老百姓都逃了的背景下，队伍的行进构成梅洛·庞蒂后期哲学中的“交织性”的肉身。“‘交织’的意思是它们既共存于同一现象之中，又彼此随意的转换；既从客体反归主体，又从主体反归客体”[12]这种哲学意义上的肉身共在，在极端生存境遇中体现为一种身体间的感知与命运共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老鲁发现豆壳虫可食的创举，不仅是对饥饿的生理回应，更成为一场苦难中的感官诗学。“我们都是‘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的，经闭目咧嘴的尝了一个之后，‘唔！好吃。’”[13]。此处前半句以民间俗语勾勒出人在绝境中的生存底线，后半句则以“闭目咧嘴”的肢体语言和简单却笃定的“好吃”，展现出身体在抗拒与接受之间的挣扎与最终的和解。豆壳虫经煸炒后所散发出的椒盐香气与入口的酥脆声响，共同构成一种微观的感官政治。老鲁这种在绝境中发掘的饮食创造，既缓解了蛋白质的匮乏，更重建了被苦难压抑的感官自主性，从而在权力的缝隙中，开辟出一片属于身体自身的、微小而坚实的审美飞地。
《老鲁》从现象学层面印证了肉身的韧性，奠定了生存论的底色；而《受戒》的突破在于，它将这种身体性基础转向了对伦理学生成机制的探索。
四、味觉伦理：饮食实践对制度规范的超越
《受戒》通过饮食实践构建了一套独立的味觉伦理，以具身化的方式实现了对宗教戒律与政治规训的双重超越。其内在逻辑层层递进：从确立一种先在的味觉秩序，到完成对宗教仪式的味觉化转译，最终在共食实践中生成基于身体间性的伦理关系。
（一）味觉秩序的先在性
小英子家作为三面环河的“小岛”，以桑椹、瓜果、鸡鸭构成的饮食体系，遵循着“好吃”优先于“戒律”的内在逻辑。更具深意的是荸荠庵的僧俗往来：和尚们自然地融入这个味觉秩序，在大殿杀猪后享用肉食，其正当性不依赖于宗教教义的认可，而是基于生活世界的感官真实。这一味觉秩序构成了原初的“知觉场”。“我们的任何一种感知活动都只能在一个现象场中发生。‘每一种感觉都属于一个特定的场。’”[14]当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当赵大娘腌制的咸菜成为僧俗共享的美味，饮食实践便悬置了宗教与世俗的制度划分，揭示出在任何意识形态规训之前，身体早已通过味觉建立起与世界的本真联系。
（二）宗教仪式的味觉化转译
荸荠庵的宗教生活并非高悬于日常之上，而是通过味觉等身体知觉沉入生活世界。最具象征性的莫过于和尚在大殿上杀猪的场景。当“三师父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15]时，这是一种暴烈而真实的生命质料。然而，此间穿插着“老师叔念，神情很庄重：‘……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15]的往生咒。在这里，神圣的经文（语言世界）与血腥的宰杀、以及随后将至的吃肉情节（味觉世界）并非割裂。语言和知觉都源于同一个肉身的逻各斯。往生咒的庄重声音，作为一种语言的身体，与喷涌的猪血、期待的味觉，共同交织于当下的肉身经验中。信仰通过仪式，渗透进味觉的期待与满足里，实现了对宗教规训的肉身化超越——不是否定欲望，而是将其纳入更宏大的意义结构。
（三）身体间性与伦理生成
味觉伦理最终在具体的共食场景中结出果实。当明海与小英子一家围坐吃饭，当荸荠庵的僧俗共享素筵，这些共食仪式创造了一个基于味觉共享的伦理空间。
在“半个莲蓬”分享场景中，小英子把吃剩的莲蓬扔给明海，这一看似随意的动作，实则是身体间性的生动体现：通过共享食物的味觉体验，两个独立的身体意识在感知层面达成融合。明海剥食莲蓬时，“一颗一颗吃起来”的细致描写，展现的是身体通过味觉与他者建立的联系。这种基于共食的身体间性，在小说结尾达到高潮。明海受戒归来，小英子划船相接，在芦花荡中关于"当老婆"的对话，实质是长期共食实践中建立的身体默契的语言表达。共食将个体编织进基于身体共鸣的伦理共同体，这种伦理不依赖外部规范，而是在共享芋头的软糯、咸菜的脆爽、莲子的清甜中自然生成。
也正因这种伦理根植于肉身与日常，它在意识形态高歌猛进的时代便天然地构成了隐秘的抵抗。如李陀所言：“汪曾祺通过日常生活的美学表达，规避政治对身体的规训”[16]。小英子母亲一层黄泥一层盐的腌制工艺，将身体经验转化为可储存的文化基因；明海与小英子在打谷场上的共食场景，守护了一个基于味觉共享的温暖世界。这种抵抗并非正面抗争，而是通过激活生活世界的感官丰富性，在政治话语之外，为人的本真情感提供了坚实庇护。
五、结论：唇齿间的存在之锚
汪曾祺的饮食书写是一部肉身现象学的救赎诗学。从《黄油烙饼》中权力对知觉场的切割，到《老鲁》里饥饿中的身体韧性，最终抵达《受戒》共食仪式的伦理生成，食物始终作为“肉身”媒介，在唇齿间重建存在的锚点。
这种救赎的本质在于三重辩证升华：其一，感官异化的审美救赎。当黄油从童真凝视的“嫩黄油润”沦为特权符号，再被烙成救命的饼，其物质循环揭示权力对肉身的铭刻。但萧胜最终尝到的“好吃”，在死亡阴影中微弱地赎回感官的尊严——哪怕瞬间，味蕾仍确证着存在的实感。其二，苦难经验的诗意转化。吃棉花作为生存绝境的残酷见证，在“吃棉拉棉”的黑色幽默中获得哲学重量。棉花的不可消化性成为肉身存在的悖论性确证：身体在最接近物体状态时，反而彰显其不可摧毁的物质性。老鲁煸炒豆壳虫的创举，则是平民智慧对苦难的审美超越——椒盐香气升腾处，生存意志在味觉中凯旋。其三，味觉伦理的抵抗超越。《受戒》中通过自足味觉秩序的建立、宗教仪式的味觉化转译，以及共食场景中的身体间性建构，构建了一套独立于制度规范的伦理体系。
本文以身体现象学解读汪曾祺小说中的饮食书写，突破了“文化怀旧”、“民俗书写”等传统框架，为现当代文学的身体叙事研究提供新路径。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由此彰显：在意识形态规训年代，他以舌尖为笔书写生命宣言，为历史寒冬中的生命坚守提供了独特的文学见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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