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嘉庚杯”福建省高校通识课程论文竞赛二等奖作品
“活”在当下：社区变迁中“嗦啰嗹”民俗的活态传承机制研究
（厦门大学 王语轩）
【摘要】
安海“嗦啰嗹”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实践为探究民俗在当代的发展走向提供了典型实例。研究发现，安海当地不同的“嗦啰嗹”队伍，在同一民俗框架下，分别形成了“社区共治”“外部依赖”“本真守护”与“静态消逝”四种具有代表性的传承路径。通过对比分析这些路径可知，民俗文化的存续能力不仅取决于其形式的“原真性”，更关键的是其传承过程的动态性，具体体现在社区网络的维系程度、传承主体的组织能力，以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功能调适能力三个维度。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转变思路，从以往追求静态的“原汁原味”，转向以培育社区生态为核心的动态“活态传承”，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民俗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嗦啰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正文】
一、引言：从一声锣鸣到四方回响
农历五月初五，福建省泉州市安海镇的一声锣响打破了古镇的宁静。脸上涂红的“旗手”挥动幡旗，醉步踉跄；肩挑尿壶的“铺兵”鸣锣开道，滑稽诙谐；男扮女装的“花婆”手持蒲扇，嬉笑怒骂。这支名为“嗦啰嗹”的端午巡游队伍，正沿着古老的街巷，将龙王的福泽送入千家万户。
“嗦啰嗹”是泉州地区极具特色的端午驱邪民俗，于2008年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同样承载着“国家级非遗”的称号，为何不同队伍在当代社会中的命运却如此悬殊？本文正是以这声锣响所引发的不同反响为切入点，聚焦霁云殿、妈祖宫、兴胜境、上帝宫等“嗦啰嗹”队伍的当代实践，通过比较其组织方式、传承逻辑与社区基础，旨在揭示民俗文化在剧烈社会变迁中实现“活态”传承的内在逻辑与关键因素。
二、文献综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在国内外学界已形成多元交叉的格局，尤其是在“活态保护”与“社区参与”等关键理念上，呈现出从静态记录到动态传承、从物质中心到人本导向的明显转向。
（一）国际非遗保护理念的演进：从“静态保存”到“活态生态”
国际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保护理念经历了深刻变迁。早期保护方式多侧重于静态记录，例如通过文字、影像等方式对非遗项目进行固化存档（马知遥、林霏阳，2025）。随着保护实践的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非遗的本质在于其“活态性”，即非遗并非凝固的文化标本，而是根植于特定社区、不断演变的文化实践（祁庆富,2009）。在这一背景下，“活态保护”理念被广泛接受。该理念强调，保护工作不应局限于非遗项目本身，还应涵盖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与社区环境（郑春霞、周常春，2012）。正如针对菲律宾土著民族“活态传统学校”的研究表明，那些在社区内部通过体验式学习与文化本位教育进行代际传承的项目能更有效地维系文化的真实性并赋能社区（Hipolito,2024）。同时，相关研究也表明，活态遗产的保护需重视其与原有功能、地方性知识以及族群文化的密切联系（刘邵远等,2025）。这种“以人为本”的视角，标志着非遗观从“物观”到“人观”的深刻转变。
（二）中国非遗保护体系的建设：从“项目申报”到“系统传承”
关于中国非遗体系的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对具体非遗项目的抢救性记录与描述。随着实践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反思单一静态保护的局限性，从而开始倡导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更具能动性的模式（刘魁立,2004）。有研究在对比了生产性保护、数字化保护等多种模式后指出，借助生产性保护能有效促进非遗与现代社会的互动融合（王霄冰,2014）。
近年来，研究焦点日益转向对传承机制与非遗社区角色的研究。有学者明确提出，非遗的“活态性”体现在传承有序、本真性保持和整体性保护三个核心层面（孙发成，2020）。社区被视为非遗传承的“生命土壤”，而传承人则是保护工作的核心（刘锡诚，2006）。研究表明，非遗的存续能力与社区网络的紧密程度、传承主体的组织能力息息相关。文化生存空间（包括政策、经济、文化等非物质环境）是非遗存续与发展的重要土壤（张博,2007）。
（三）研究评述与本文定位
综上所述，国内外研究已在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性上达成共识，并形成了从“物”到“人”、从“静态”到“活态”、从“单一项目”到“系统生态”的理论框架。然而，多数研究或侧重于宏观政策探讨，或聚焦于具体技艺的记录，对于同一非遗项目在不同社区环境中何以形成截然不同的传承命运，其内在的微观机制仍有待深入剖析。
三、一项非遗，四张面孔：“嗦啰嗹”的四种当代传承类型
从“非遗”的宏大叙事转向社区日常实践，“嗦啰嗹”这项特定的“民俗类非遗”在传承中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生存状态。基于深入的田野调查结果，本文将现存的“嗦啰嗹”队伍归纳为以下四种典型的传承类型：
(一)社区共治型：霁云殿嗦啰嗹队
在安海镇的“嗦啰嗹”队伍中，霁云殿嗦啰嗹队规模最大且传承最为完整，它的蓬勃发展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扎根于社区居民的共同记忆之中，其生命力源于深厚的社区认同与有效的组织动员。
这支队伍的发展与组织者黄素珠婆婆的努力密不可分，2003年一次偶然的“卜杯”仪式让黄素珠婆婆成为龙王头的守护者，之后的十多年里她将龙王神像迎请到自家四层小楼中供奉，在此期间她的角色从一名热心参与的旁观者逐渐转变为“嗦啰嗹”活动的总负责人。这份沉重的责任感促使她四处寻访向他人请教“嗦啰嗹”的仪轨细节，全身心地投入到队伍的建设与传承工作中。
在黄婆婆的感召下，一个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嗦啰嗹”传承网络逐步建立起来。她80岁的哥哥黄祖南老师是队伍的技术核心人物，黄祖南老师有着四十多年的“嗦啰嗹”表演经验且曾经在妈祖宫的队伍中扮演“花婆”，后来应妹妹的邀请前来帮忙并负责培训霁云殿队伍里所有主力队员的表演技艺；而年轻一代中的陈福升则是社区“嗦啰嗹”传承的希望，他六岁时就在黄素珠婆婆开展的社区“嗦啰嗹”教学活动中展现出过人的天赋，如今已成长为能够熟练演绎三个不同角色的中坚力量，还曾代表安海前往泰国进行“嗦啰嗹”文化交流。此外，今年暑假霁云殿嗦啰嗹队还主动面向社区邻里开展了公益教学活动，许多年幼的孩子参与其中学习“嗦啰嗹”相关技艺，这一举措不仅扩大了“嗦啰嗹”民俗的影响力，也为其后续发展储备了后备力量。
在社区居民自发参与的基础上，霁云殿嗦啰嗹队在对外展演以及适应现代社会需求方面也采取了灵活多样的策略，目前安海镇组织开展“三大节庆”活动且“端午节”便是其中之一。这种“双轨并行”的发展策略既确保了“嗦啰嗹”民俗在其原生社区环境中的生命力，又为它在更广阔的平台上争取到了展示机会并拓展了生存空间。
综上所述，霁云殿嗦啰嗹队的案例充分说明一项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要在当代社会实现存续与发展，离不开社区内部自发形成的文化认同感、开放且灵活的组织机制以及主动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能力，三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霁云殿嗦啰嗹队能够长久延续、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支撑。
(二)外部依赖型：妈祖宫嗦啰嗹队
与霁云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妈祖宫（朝天境）嗦啰嗹队，其衰落体现了社区解体对民俗传承的冲击。这支在历史上曾经规模最大、传承时间最长的“嗦啰嗹”队伍如今正经历从“社区内生驱动”到“依赖外部力量”的转变。
妈祖宫嗦啰嗹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与周边社区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大量外来人口迁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城镇化进程不仅改变了社区原有的空间形态，更对民俗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造成了深刻冲击使其逐渐瓦解。妈祖宫所在的鸿塔小区域是安海较早进行拆迁改造的地方，受拆迁改造的影响过去的沿海村落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原来的居民大多搬迁到其他地方，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并在此居住，传统的基于地缘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逐渐变得松散、疏离。这直接导致了“嗦啰嗹”原本的仪式环节也被大幅度简化，传统表演中固定的步法以及富有逗趣效果的动作在高楼林立、空间狭窄的环境中难以完整呈现
(三)本真守护型：兴胜境嗦啰嗹队
不同于霁云殿嗦啰嗹队“向外拓展”的发展路径以及妈祖宫嗦啰嗹队“空心化”的困境，兴胜境嗦啰嗹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以坚守文化本真性为核心理念的内源式传承路径。
这种对文化本真性的坚守首先体现在队伍组织者沈诗献老师对“嗦啰嗹”仪式细节近乎严苛的遵循上。沈诗献老师是已故“嗦啰嗹”名家尤金满先生的嫡传弟子，他不仅完整继承了“嗦啰嗹”的表演技艺，还掌握了一套融合地方知识的仪式体系。对于当前部分“嗦啰嗹”队伍在实践过程中对传统仪式进行简化、对文化内涵存在误读的情况，沈诗献老师表达了深深的担忧。
然而，兴胜境嗦啰嗹队通过严格恪守“嗦啰嗹”仪式细节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建立起了一套以技艺精准呈现和文化真实传递为核心理念的传承模式，在当前民俗活动面临商业化冲击、“空心化”等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兴胜境嗦啰嗹队所秉持的“向内深耕”的传承路径不仅为“嗦啰嗹”民俗的存续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更让我们认识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文化本真性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四)静默消逝型：上帝宫嗦啰嗹队
在安海的“嗦啰嗹”队伍体系中，上帝宫嗦啰嗹队是一个处于濒危状态的案例，与妈祖宫嗦啰嗹队不同，它的传承困境并非源于剧烈的社区结构变迁，而是面临着更为根本性的危机。
上帝宫嗦啰嗹队的发展变迁与队伍的灵魂人物陈再来老师紧密相连，陈再来老师的“嗦啰嗹”艺术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技艺精湛的老艺人如今却面临着技艺无人传承的绝境。当被问及上帝宫嗦啰嗹队目前的成员情况时，陈再来老师无奈地表示“我现在年纪太大了，儿子不让我再参与表演了，我不演之后队伍就只能请戏班的人来表演”，这种表演人员“外包化”的转变不仅改变了队伍的人员构成，更导致了“嗦啰嗹”表演内涵的异化，据陈再来老师介绍去年上帝宫嗦啰嗹队甚至出现了由女性扮演“家婆”的情况，在他看来这一做法越来越偏离“男扮女”的传统精髓，意味着“嗦啰嗹”最核心的艺术特质正在逐渐消失。
四、“活态传承”的三大支柱：民俗存续的内在逻辑
当我们将安海“嗦啰嗹”这四种截然不同的传承状态放在一起进行观察分析时，一个核心问题随之凸显出来——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源自同一文化根源的民俗队伍在当代社会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本文发现，民俗文化赖以生存的社区环境、推动民俗传承发展的关键人物以及民俗文化在时代发展过程中所实现的功能转化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民俗文化得以“活态传承”的基础。
（一）社区基础：“活态传承”的社会土壤
民俗文化从来都不是脱离现实社会而存在的孤立仪式，它深深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网络之中，安海“嗦啰嗹”民俗的发展命运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部反映其社区基础变迁的微观历史。
霁云殿嗦啰嗹队的成功从根本上讲是传统“共同体”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这种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为“嗦啰嗹”民俗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天然的组织基础、稳定的成员来源以及深厚的情感认同。与之相反，妈祖宫嗦啰嗹队面临的困境是传统社区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解体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妈祖宫所在的鸿塔小区是在拆除旧村落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现代化商品房小区，这一改造过程使其失去了熟悉的巡游路线与配合默契的队员来源，使民俗文化与其所依托的社区母体相分离。
（二）传承人机制：“活态传承”的驱动核心
在社区基础这个前提之上，推动民俗文化持续运转的关键因素是鲜活的人，然而安海“嗦啰嗹”的案例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既需要技艺精湛的“表演者”，更需要具备强大资源整合能力的“组织者”。
黄素珠婆婆和陈再来老师恰好代表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传承人类型。陈再来老师是“表演者”的杰出代表，但是当这位技艺高超的表演者因年事已高无法继续表演且找不到能够接替他的传承人时，上帝宫嗦啰嗹队就迅速陷入了“人亡艺绝”的危机之中。再看黄素珠婆婆，她最初并非“嗦啰嗹”技艺的核心掌握者，却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成为了队伍发展的关键引领者。她构建的并非是以个人技艺为核心的单一传承链条，而是一个以社区人际关系为纽带的复杂组织网络。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不仅仅依赖于个别技艺大师的存在，更取决于那些能够构建社会网络、激发社区活力的“组织者”，正是他们使得单纯的民俗活动转变为融入社区生活的关键推动力量。
（三）仪式功能调适：“活态传承”的生存策略
最后，民俗文化能否在当代社会存续发展还取决于其核心功能能否适应新的时代背景。“嗦啰嗹”的最初功能是作为一种具有驱邪避疫意义的神圣仪式而存在，整个仪式过程包含诸多禁忌和规范要求。然而在当代社会人们对这种神圣功能的需求已经逐渐减弱，“嗦啰嗹”的功能更多地转变为社区联欢活动的组成部分或是作为文化展演项目存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嗦啰嗹”的功能进行适度转化成为其实现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霁云殿嗦啰嗹队参与政府组织的各类展演活动就是其获取发展资源、扩大民俗影响力的一种有效策略，但是若对“嗦啰嗹”功能进行过度且失衡的转化，则会导致其文化内核被掏空。由此可见对“嗦啰嗹”功能的转化必须与社区居民的情感认同以及文化的核心象征保持一定的张力，一旦这种张力被打破，即便“嗦啰嗹”的外在形式得以保留，其蕴含的文化灵魂也会消失殆尽。
五、结论：民俗的生命力在于“有机的传承”
安海“嗦啰嗹”的四种传承路径虽表现各异，却共同揭示出民俗存续的根本逻辑：生命力不在于形式的“原真”，而在于是否能在社区中实现“有机的传承”。本文表明，这种“有机的传承”依托于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稳定的社区网络是土壤，兼具组织力与技艺的传承人是心脏，而适度的功能调适则是其在时代中持续呼吸的关键。三者协调，民俗才能如树木般生生不息。
基于此，本文提出两点核心启示：
其一，非遗保护应从聚焦“单个艺人”转向构建“社区网络”。单纯依赖代表性传承人具有脆弱性，而如霁云殿队所展现的社区支持系统，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传承生态。保护“组织者”，即是保护非遗存续的整体环境。
其二，保护理念应从追求“绝对原真”转向鼓励“健康适应”。民俗的活态性本就包含发展与调适的可能。只要不偏离其文化内核，适度融入文旅、教育或展演，不仅不是背离，反而是生命力的体现。
当节庆喧嚣落定，民俗真正的传承，正悄然发生在社区的日常交往、代际的技艺传递与人对故土文化的无言珍视中。守护这份“有机的生命力”，或许才是我们面对古老民俗最应有的虔诚与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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